科學（Science）與藝術（Art）的關係為何？

 

本次講座「科學圖像、圖像科學：從拉圖講起」，講者李立鈞以其深厚的理論知識，從「圖像轉向」（the pictorial turn）談起，講述藝術與科學之間的愛恨關係，並依科學圖像的不同性質檢視科學與藝術的轉譯可能。其中更藉由本屆台北雙年展策展人拉圖（Bruno Latour）的兩篇文章，幫助我們理解跨域在藝術展呈中的動能性。

 

當藝術史不再具有處理當代藝術的能力，1990年代「圖像轉向」的出現，便成為了一種與時俱進的研究方法。然而，「圖像轉向」並非憑空出世，而是承襲「語言學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脈絡，對於過去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的哲學範式轉移。從理論的角度而言，「圖像轉向」標誌了西方哲學中獨尊語言貶低圖像的反思。而研究圖像的迫切性來自於當代圖像從儲存到傳播之功能轉變。其研究的對象言從藝術作品延伸到所有圖像的討論，在充斥大量圖像的視覺文化世代，圖像不只是被閱讀的對象，更是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成為建構世界並製造知識的「行動者」（actor）。

 

在波灣戰爭（Gulf War，1990-1991）中，現代戰爭藉由機械製造影像的技術重寫了戰爭與影像之間的關係。正如維希留（Paul Virilio，1932-2018）的觀察，在戰爭中我們透過影像模擬飛彈的視野進行攻擊，這種影像技術使我們進入「新類型戰爭」的年代。「戰爭的影像」轉變成「記錄戰爭的影像」並促成了戰爭的影像化。甚至在戰爭影像中，死者、傷患的畫面被屏蔽了，一切都是影像的操作。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甚至提出一項驚人的言論：波灣戰爭根本沒有發生。而2004年以降的斬首影片，在驚悚的行為的背後，屠戮的目的是為了製造影像並使之傳播。而在現代醫學中，圖像取代了病患的身體，成為了醫學研究的對象。肉眼不可見事物（例如細菌）的呈顯，使製造出的圖像進入我們的感知世界。科學圖像的角色不只再現事物亦製造知識。如此一來，「圖像轉向」不只是藝術史對於自身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檢討，更是對於當代文化現象的一則回應。圖像科學將圖像串聯不同學科，尋求以媒介學、人類學、科學史等不同領域的視角來重新挖掘圖像問題。也因此圖像轉向不只是轉向圖像更有跨出領域、串連學科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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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什麼是科學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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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史的困境在於無法觸及當代科學使用圖像的方式，因此當我們設問並反思科學圖像時，有必要製造一個跨學科的領域，這便是「跨學科」圖像科學的必要性。我們必須將圖像視為一種建構物進行解構，重新爬梳其製造過程並質疑圖像的本真性。拉圖爾提出一項有趣觀點：科學實作仰賴的並非科學家的心智或是認知，而是「不變的可移動之物」（immutable mobiles）：意即「圖像」、「記寫」功能，也就是將不同事物與時空聚攏在一起的能力。拉圖相信，科學家並非聰明過人，而是因為手邊有許多記寫工具，因此有能力紀錄科學知識。而在論文〈circulating reference〉中，拉圖爾提出當科學要獲取森林的知識，第一步便是必須「丟失」森林。因為科學並非只是如實「複製」自然，而是在過程中一定程度的「忽視」（oversight）並「綜觀」自然，藉此建立起一個在知識與客體間相互指涉的現場。換言之，科學事實上是一系列轉譯的過程，而科學家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製造出了自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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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更從科學圖像的不同視角，包含其探堪性、證據性、雜訊、歧異性、矛盾性等，列舉相關學者討論科學圖像在不同時期的特性與藝術的關係。就探堪性而言，科學史學家Hans-Jörg Rheinberger認為科學只能呈現已被介入的事物，實驗室是一個讓不可見及尚未明晰之物得以進入「視域」的場域。科學並非純然再現，而是讓事物的特性透過技術的加工得以顯現。另外，Lorraine Daston、Peter Galison則提出科學的客觀性是在19世紀中期發展出來的道德觀。科學家監控藝術家的主觀性與是科學製造的過程，例如當攝影術出現後我們可能認為其取代了繪畫再現事物的功能，但此時繪畫技術的精細程度仍然是超越攝影的，但科學家寧願捨棄藝術的「精確性」而更願意選擇攝影所具有的機械客觀性。而Alex Soojung-Kim Pang認為相片的「證據性」是基於科學家與製版師相互協商的結果。在19世紀晚期的天文攝影中，美學是一套用來將「圖像」轉化為「事實」的機制。此時作為攝影的相片乍看之下似乎客觀的作為一種證據性圖像，但倘若我們回顧圖像史，我們可以發現那事實上是一種協商過程，是科學家和製版師之間的美學。美學成為了一種製造事實的標準，判定畫面上事物的去留。而在影像的「雜訊」上，Peter Geimer認為「訊息」永遠辦隨著「雜訊」。攝影相片一方面記寫拍攝的對像，一方面也記錄下自身的媒介特性。在「歧異性」上，Soraya de Chadarevian認為唯有透過「標準化」，幾機器才能製造出「精確」、「普世性」的圖像。許多工廠製造轉譯圖像的機器，但測出來的結果不一的狀況下，使得工廠化所標誌的精確性崩解。最後在「矛盾性」上，Joel Snyde認為現代圖像技術將原本位於人類感知範圍之外的事物顯像出來的同時，也矛盾的將人本身完全排除在外，並讓這些圖像成為只能透過儀器或是其他圖像技術來檢驗的對象，透過實驗所被看見的並非物自身。而若要談論科學的藝術轉譯問題，可以追溯自現代博物館的起源：奇珍室。當藝術與科學在18世紀被區分成有用與無用的狀況下，此種脈絡卻也賦予當時藝術最大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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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最後提出對於藝術與科學近年來日趨靠近、日益混淆的困惑，我們是否仍舊有必要去區分藝術與科學的分野？如果有的話，那兩者各自無法（或不該）被取代的特質是什麼？在當前趨勢中，藝術與科學之間是共生共榮或同床異夢？幾項提問，讓我們在理解科學與藝術之間的脈絡下，提供我們一個思考的空間，並發展自身對於當代藝術的見解。